Tag Archives: 阿富汗战争

“一带一路” 待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2020年3月31日

  作者:马孝义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崛起是本世纪一曲激昂的旋律,势必改写全球发展进程,而“一带一路”又恰好是中国崛起路上带给世界的真诚回馈。人们普遍看到,在这条路上和平稳定的中美两个大国关系以及“亲诚惠容”的睦邻外交政策将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条件。

  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和周边国家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带路沿线国家的政经关系发展更为紧密。从中亚到俄罗斯和东欧,从东南亚到中东的带路沿线阿拉伯国家,纷纷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期搭上中国 “一带一路”的顺风车。

  然而“一带一路”推出至今,国际上仍面对“三股势力”的严峻挑战。众所周知,当代中亚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变迁,起自苏联在80年代末的解体以及中亚“斯坦”国家的新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中亚前沿地带的中国新疆开始了“反三股势力”的斗争。

  随着独联体国家的诞生和独立后中亚地区独裁政治的确立、民族矛盾的加深、以及宗教的复兴,“反三股势力”在中亚的合作中很快催生了上海合作组织。事实上若没有苏联在中亚的解体和中亚突厥国家的出现,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新疆就不可能出现所谓“三股势力”的问题。

  80年代末苏联从阿富汗战争中撤军,美军在2001年9.11事件后匆匆踏入阿富汗进行所谓“反恐”战争,这显然加深了中国对新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担忧,并为之寻找对策。此时美国反恐战争中的“敌我”二分法也使得包括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内的阿富汗邻国站队支持美国反恐。然而当时巴基斯坦是以接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合作条件,中国则适时地提出了在自己国家领土新疆进行反恐,并得到美国默认。

  这时候有关新疆的各种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名单被逐一公布出来,人们这才发现除了历史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新疆还有和基地组织(卡伊达)有关联的诸如“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

  顺藤摸瓜便不难发现,无论是和美国的反恐合作,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如“东伊运”和“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的重要联络网就是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这期间中美两国在反恐战争中有着局部的密切合作,由于需要中国的支持,西方和美国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在新疆问题上保持了沉默。

  美国陷入阿富汗反恐战争长达八年之久,这场战争最终变味甚至变质。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国家战略产生重大转变,从布什当初的“反恐战争”到后来奥巴马的“惩罚首犯”,再从“反恐战争”到“亚太再平衡”战略转移,在这一战略之下2011年基地组织领袖奥萨马 · 本 · 拉登遭击毙,从此中美“反恐合作”出现缝隙乃至摩擦,西方逐开始挑衅新疆问题。

  值得反思的是,搭乘美国“反恐战争”顺风车八年之后,为什么新疆乌鲁木齐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 “7/5”事件,人们是否已弄清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对中亚地缘政治的长远影响,“带路”沿线国家应怎样把握“反三股势力”的历史机遇,以及如何化解暴力极端主义。

  反暴力极端主义 (counter violent extremism)很早就存在于在西方各国,随着阿富汗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持续,其力度逐渐增加。但这些国家是针对亲赴叙利亚战场并返回母国的武装分子而强力实施的反极端主义措施。即使叙利亚战场出现了少数维吾尔武装,因为他们最终未返回中国,所以新疆不存在这种情况。

  “反三股势力”和“去暴力极端化”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和目标,我们必须把打击的目标锁定极个别的恐怖主义份子,而不宜扩大化将遵纪守法的普通百姓列为反恐目标,更不能用极端化的手段进行所谓的“去极端化”,否则国际社会将难免出现反对风潮。与此同时,宗教问题和反恐问题应当区分对待,不能绑在一起,反恐和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不但不是一对矛盾,反而是有助反恐的坚强利器。

  穆斯林作为宗教群体自7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并使伊斯兰教成为全球性宗教,任何斩断本国穆斯林文化宗教道德传承的做法其实无助于本身的国家安全。当今中东之乱、新疆之忧,很大程度上乃因伊斯兰教道德式微所促发的激进民族主义所致,并非伊斯兰教本身的问题。无论是塔吉克斯坦内战、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吉尔吉斯坦族群冲突,还是中亚国家的单边“反恐”政策和措施,或者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反恐”合作交流,都与新疆有密切联系。因此新疆的地缘、历史、宗教等决定了新疆问题也是大中亚问题的一部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特别是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折射出来的人际流动的纽带关系,在在告诫世人和平发展、中庸治理、相互尊重、远离极端、以及打击“恐怖主义”是包括大中亚地区在内的带路沿线各国的共同愿望和责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有稳定安全的国际环境,“反恐”和打击“三股势力”也需要有国际社会的共识、参与及合作。